颜龙安：育良种也育精神，南繁刻进我的生命年轮
颜龙安
颜龙安，1937年9月16日生，江西萍乡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专家，作物遗传育种专家。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江西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我国最早育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野败籼型不育系的研究者。
海南三亚地处热带，有着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农业科研人员开始了选育优良水稻和玉米等农作物种子的漫漫征程，从云南昆明到海南海口，再到三亚，南繁不断地往南移，专家们终于发现这块海南岛的南部地区是作物育种繁种的天堂——种子最温暖的“摇篮”。利用南繁可以将作物育种周期从6 ～ 8年缩短到3 ～ 4年，大大加快新品种选育和良种繁育的进程。
1971年初，我借着参加全国杂交水稻育种协作攻关的机会，第一次来到三亚南繁育种，至今已有47年了。我是农家子弟，特别感恩时代和人民培养了我，并给了我在水稻育种科研这个岗位回报社会的机会。回望一路走来的点滴，感动与骄傲同在，汗水与硕果并存。那充满艰难困苦而激情燃烧的南繁岁月，那不畏艰辛、永不懈怠、求实创新的南繁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这些农业科研工作者的血液之中，更是深深地刻进我的生命年轮。
三亚成为第二故乡
为了加快杂交水稻育种研究进程，1971年2月中旬，我带领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小组文友生、李根芳、张德一行四人到海南学习和试验。我们乘汽车、坐火车、过轮渡，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整整经过了9天8夜的辗转，才到达海南三亚崖县保港公社萍乡南繁基地。
当年的海南虽然有着美丽的海岛风光和魅力无穷的天涯海角，但经济十分落后，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没地方睡觉，我们就住在当地生产队堆放农具农药的仓库里，每人分三四片厚厚的椰子板或者干脆从山上砍几根木棍架在砖头上当床，这一睡就是半年。睡觉当中还得时时提防蚊虫叮咬以及老鼠和蛇出没。吃不惯当地的海鱼，就把从萍乡带来的黄豆当菜下饭。我们把当时的生活称做“三子”，吃的是豆子饭、走的是沙子路、睡的是棍子床。一个月难得买次肉打牙祭，没有菜刀切，就两个人各扯一头用镰刀割。
这些困难的生活虽然难以想象，但还是能克服，而如何尽快取得杂交水稻育种进展，才是让我绞尽脑汁的事情。
在当时的南红农场湖南黔阳地区农校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小组驻海南试验站，有来自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省份的18个科研单位的50多位科技人员在做杂交试验研究。
我一面如饥似渴地向袁隆平先生和各个兄弟科研单位的专家学习杂交水稻育种技术，一面不断完善自己的科研思路。当时，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袁先生用人工方法选育的不育材料——南广粘不育材料（C系统不育材料）上。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反复思考，认为杂交水稻要培育雄性不育系，就必须扩大测交范围，另辟蹊径，走远缘杂交路子；杂交高粱的研究是从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的，水稻也可能存在天然雄性不育株，因此杂交水稻研究的重点也应当放在当时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野败不育材料上，这样杂交材料的亲缘关系较远，可能会有很好的结果。
于是，我和文友生等人在完成了C系统的杂交工作后，看到袁先生那里的“野败”开始抽穗，就选取已抽穗了的一蔸，并选择了7个不同类型的品种（其中2个粳稻、5个籼稻）和野败作测交组合，开始了培育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攻坚战。
1972年冬，颜龙安在海南介绍“珍汕97不育系”
此后，在海南加代繁育的日子里，观察水稻的生长成了我每天必做的功课。我看着它们一天天成长，由种子萌芽到幼苗，进而拔节、分蘖、扬花、抽穗、结实，一株株、一穗穗地看，认真地记录着它们的点滴变化。到4月底，我们收获了籼败、籼无、粳败、野败的30多个组合，400多粒杂交种子。
其中，利用二九矮4号、珍汕97、米特-1、米特-2、064-1-1、6044、杂32-1与野败杂交的七个组合共48粒种子，还有10万字的试验记录。为了争时间抢速度，加快育种进程，从此，我和试验小组的其他同志像候鸟一样，每年冬季奔赴海南进行加代育种。“春在萍乡，冬奔海南”，等于一年选育了两次，一年干了两年活。海南三亚是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
在这期间，我通过变温处理，打破种子休眠，又通过遮光处理，南繁加代，加快世代进程，使野败不育株的利用取得很大进展。1972年冬，我们育成了二九矮4号A、珍汕97A两个不育系及同型保持系，并开始向全国提供不育系种子。全国育种单位用珍汕97A先后配制杂交组合100多个，推广面积达18多亿亩，其中汕优2号是全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杂交稻组合。
历经40多年的风雨考验，至今世界上杂交水稻中还没有一个母本的贡献能与“珍汕97A”相媲美。1980年，杂交水稻作为我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专利技术转让给美国，其中就包括我用珍汕97A选育的两个品种汕优2号和汕优6号。
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我辗转于海南与家乡之间，回家就像做客。走进家门，妻子总是说：“海南人回来啦！”回到海南三亚，三亚的黎族群众说：“江西老表又来啦！”这样的见面礼，我熟悉了又陌生，陌生了又熟悉，三四十年反反复复，成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田间工作照
南繁离不开海南老百姓的支持。我在三亚市保港公社保平大队沙埋三队南繁加代育种十多年，和当地的黎族群众有着兄弟般的感情。沙埋是个黎族村寨，当地群众住的是茅草房，“床上没被子，床下没鞋子，床头没箱子，老百姓没裤子”足以说明生活的艰苦。我们研究小组就在用牛车和木头钉搭建的生产队文化室里，搭起了棍子床和简单的锅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山砍柴送给五保户，第一餐饭是萝卜煮猪肉，请来生产队长和村里一些长辈，一起喝米酒，气氛好不热闹，十分融洽。当地老百姓经常帮我们干一些田里的活儿，碰上台风等天气，还帮我们一起防风。
育良种也育精神
海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四季都呈现着播种、耕耘与收获的美景，我们在这里争得了宝贵的科研时间，在洒下汗水收获成功的同时，不仅孕育了良种，更孕育了南繁精神。
万事开头难。南繁艰苦，开头尤甚。70年代交通条件差，火车很挤，一票难求，上下客不得不爬窗户，车上到处都挤满了人，以致厕所都无法使用。从萍乡到三亚，火车、轮船、汽车来回倒，行程最快要6天，慢的时候要8、9天。1973年9月，我和李汝广、林元裕、张德等四个人下海南，在湛江海安正准备坐海轮过海峡的时候，遭遇了强台风，海轮停运，不得不在徐闻县城等了四天。当时，整个徐闻县城都挤满了人，我们四个人只好住在一间没有完工的仓库里，没有床铺，就拿床席子睡在硬地上，商店里的饼干、果品也都卖光了，买碗面条都要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四人只好有一顿没一顿地挺过四天。
南繁工作艰辛，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考验。1972年11月4～6日，海南发生强台风，我们在台风来临之前把全部杂交组合一株一株的秧苗连泥巴挖起来，用脸盆、门板将秧苗运到山上。台风来了之后，整个试验小组成员连续三天靠吃甘蔗、饼干充饥。
在多种不利因素和风险面前，我们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敢拼敢斗、善拼善斗的大无畏精神。当时的海南，麻雀、老鼠成灾，到了播种时节，杂交水稻父本、母本先后下田，从播种到收割，4个月120多天，试验小组每天都要派人值守。我们学会了黎族群众赶老鼠的方法，抓到公鼠后，在它的阴囊里放上盐粒，再放出去，它就会专门咬其他老鼠。我们还想出了好办法驱鼠雀，在田边地角立个帐篷，派员轮岗日夜守护，帐篷内备有铜锣、鞭炮、口哨，只要发现鼠雀一来，立即就打铜锣、放鞭炮、吹哨子，此时如战场上鼓角齐鸣、炮火纷飞，老鼠吓得迅速逃往洞穴，麻雀吓得惊魂飞逃。秧田上空还系有一杆杆彩色线带，随风飘动，好像一根根彩鞭在空中抽打，这种办法，也有效地防止了鼠雀危害稻田。
颜龙安院士工作照
南繁工作总是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白天劳累一天后，晚上我们通常还会组织学
习，抽时间整理试验记录，没电灯就用煤油灯，没桌子就在膝盖上、棍子床上写，硬是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
如果说，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还能克服的话，那么，要尽快取得杂交水稻育种进展和牵挂家人的双重精神压力才是更巨大的。那时通信很落后，和家里联系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封信要半个月来回，到县城打个长途电话要排队半天，发电报都要过三天才能收到。我们育种人一旦接到家书犹如过节，一封信翻来覆去不知要读多少遍，那真是“家书抵万金”啊！在我育出世界上第一个野败籼型不育系珍汕97A时，体重只有48公斤，比原来体重少了26公斤。
在1971年至1977年的七年时间里，我每年有一半时间在海南育种，其中三个春节是在海南度过，两个儿女出生我都不在妻子身边。我内心深处感到，在
中青年时期，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自己都是不合格的，在感情上、生活照顾方面都亏欠着父母妻儿。
颜龙安院士工作照
然而面对国家，面对广大的农民，又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能育出更多的水稻良种，为粮食生产和农业的发展做些贡献，个人和家庭做些牺牲在所难免，也是值得的！或许是这个原因，我把对孩子们的爱寄托在一个个独特的名字中：颜敏、颜稻、颜雄、颜成，敏即快，稻即水稻，雄即雄性、成即成功，连在一起的意思是：尽快取得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系成功！只可惜老四夭折了。
南繁人有着坚持不懈，不畏艰难的科研精神，我们忠于职守，视育种工作为人生最大乐趣。我现在80岁了，仍然像候鸟一样迁徙，无怨无悔，只想做一个南繁精神的传递人。年轻人一代更比一代强，我要做的就是把南繁的精神传递给他们。有了可贵的南繁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南繁人一定会培育出更多更好的优良品种，为农民增产增收谱写新的篇章。
军功章上有南繁科研人员和农民工的荣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杂交水稻研究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造就了全国农业科研单位一大批具有杂交水稻专业知识包括育种、繁殖、制种、栽培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不可能包打天下，没有好的团队和大协作精神，就不可能成就我们国家杂交水稻的辉煌。并不是每个南繁科研人员都会在国家农业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奉献一生。然而在杂交水稻的军功章上，应当有南繁普通科研人员和制种农民工的荣光。
在杂交水稻育种试验的各个环节，最艰难的莫过于人工杂交授粉。水稻开花期
短，为完成更多的杂交组合，文友生、李金华、肖学军等冒着高温人工授粉，几次中暑昏倒，清醒了又接着继续干；范自恒的父亲因病去世，他也没有回家……因为劳动流汗多，加上又是海水洗，我们的衣服穿不到一季就成了破烂；作息没有规律，加上长达几个小时浸在水里，小组成员大多患上了胃病和全身性关节炎。对于这种拼搏的精神和劲头，当地的黎族群众纷纷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赏和饮佩。
颜龙安院士在田间观察水稻
萍乡农科所最早育成“野败”籼型不育系，并率先实现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带动
了制种技术和产业跨越性发展。1975年，萍乡市成立了杂交水稻示范推广办公室，组建了一支100多人的杂交水稻南繁制种队，由市农业局副局长何家柏任南繁总指挥，我担任副总指挥，负责制种技术指导。
当时我们到海南制种汕优2号1000亩，平均亩产37.5公斤；繁殖珍汕97不育系100亩，平均亩产28公斤。通过不断的总结和探索，到1983年，萍乡市南繁制种亩产已突破150公斤，并逐步上升到超过200公斤，连创全国南繁育种新高。当年，时任国家农牧渔业部部长的林乎加带领许多专家、学者来海南萍乡育种基地考察，林部长竖起大拇指对育种能手张理高、王相平说：“你们真不错，是育种才子，像你们这样的人要越多越好。”
萍乡市杂交水稻南繁制种历程，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艰苦创业、锐意创新的历史。
在80年代中后期，海南制种的成本投入不断上升，杂交水稻制种条件仍然异常艰苦，很多内地技术人员放弃了在海南发展的机会，许多省市组织的育种队陆续撤退。江西萍乡育种人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毫不动摇地坚持了下去。
田间工作照
20世纪80年代，萍乡制种队员增至2000、3000人，到90年代增至5000人，21世纪以来，发展成为30多个制种专业村、100多个育种专业大户、6000人的制种大军，高峰期达8000人。从1974年到2010年，萍乡人投身海南制种14余万人次，制种面积128.69万亩，占全国南繁制种总面积的90％，累计生产杂交水稻2亿多公斤，增产稻谷140亿公斤以上。这期间，一大批南繁制种专家和创业先锋得以培育和造就，数千名制种专业人员足迹遍及全国多个省市。
稻田千重浪，天下仓禀实。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问题，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总书记说得太好了！吃饭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解决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依靠科技进步。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是要培育更多的优良品种和发展民族种业，种子技术绝不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只有把种业牢牢控制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才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今后，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要一直为水稻育种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颜龙安院士与多位南繁专家在田间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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